发布时间：
2024-07-04 09：41
来源：
今日临平
（记者 潘锦） 塘栖广济桥，是京杭大运河上现存唯一一座七孔石拱桥。
2007年夏天，广济桥开启500多年来首次大修。为方便工作，“文保新兵”兰廷成把家搬到了广济桥边，每日枕水而眠，在修缮现场一待就是大半年，也由此结下了自己的运河情缘。
时夏方长，盛暑将至。和文保工作打了18年交道的兰廷成，而今仍在“工地”忙活着。古海塘文化公园（博物馆）建设、文物专项调查、文物考古发掘……作为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他的足迹遍布临平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对大运河的热爱，也正是这样“跑”出来、“磨”出来的。“让大运河焕发新生是我的使命。”展望后申遗时代，他信誓旦旦。
500多岁的广济桥藏着多少故事
由一次大修缔结的运河情缘
2007年，塘栖广济桥修缮项目启动。由于开辟了新航道，京杭大运河（塘栖段）进行了封航，广济桥四周包括桥底都架起了支架。那年，兰廷成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为了厘清桥体的石刻信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兰廷成和同事们靠着这一个个支架，爬至最接近桥孔顶端的位置，获取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那是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首次拓印。”兰廷成说，“我们对桥顶龙门石题刻、桥身的8副题刻都进行了拓印，对广济桥的桥名来历、重建年代等进行了一一考据。”在广济桥侧，兰廷成还原了当年的拓印场景。由于题刻正对着头顶，两人固定纸张，一人进行拓印，下方踩着摇摇晃晃的铁架，保持“向上仰视、双手托举”的姿势。大热天，他和同事们“托举”千余次，才拓出了一副完整的广济桥龙门石题刻，上面“双龙戏珠”“鲤鱼跃龙门”的图案清晰可见。
“上学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一进实战就是‘高难度版本’，也是蛮新奇的。”他翻出手机里存着的照片说，“这样完整的石刻，在江南的古桥中已经很少见了。”
兰廷成告诉记者，除了艺术价值外，8副题刻还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
早年提到广济桥，都以为广济是通达天下的意思，其实不然，到了明弘治年间，桥已坍塌，老百姓只能靠摆渡渡河，洪水或风浪一来，就有人落水遇难。当时的宁波义士陈守清挺身而出，募资建桥，历时九年，终于建成广济桥。“按照拓印的信息，这里广济的得名，实际上是为两岸人民祈福的意思。”兰廷成说。
此外，历朝历代的修建年代，在桥体上也记录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明弘治什么年间修的，这些信息都和历史记录一一对应得上，是非常好的实证，也相当于是给广济桥拿到了一张准确的‘人生档案’。”兰廷成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说起广济桥的点点滴滴，却是滔滔不绝。
为期半年的广济桥修缮工作，仅仅是他和运河缘分的开始。2007年下半年，原余杭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启动，兰廷成也参与其中。“大概用了2年时间，登记了290多处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点段。”他告诉记者，为更好配合大运河申遗，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工作自京杭大运河、上塘河沿线展开。而回忆起“乘废弃破船划到桥下找桥名、寻纪年”的经历，即便过去了10多年，仍历历在目。得益于这些经历，全区地上、地下文物的位置、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等基本情况，在兰廷成的脑海中绘就成一幅幅活地图。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大运河沿线的保护工作，比如主持横跨上塘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芳桥等大大小小数十项文物的保护修缮整治工程。“我想，这些文物在历史的长流中得到完美的保护，所有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会感到欣慰。”兰廷成说。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留下多少宝贝
文物正跨越时间成“顶流”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塘栖水戏曲》中，曾以“一时箫鼓闹如雷，齐向长桥河上来”描摹当年广济桥一带的繁华景象。这样的繁华如何考证？乾隆御碑后面的水利通判厅遗址或许能说明一二。“这是一个集合派出所、法院、监狱、海关及水利管理等功能的水上衙门。”穿过乾隆御碑，兰廷成带领记者来到一处用木栏围起的“草坪”前，指着露在外侧的石头说，“露出地表的房屋虽然被毁，但还是能清晰分辨当时的甬道、天井、夯土台基等。”
很多人或许对水利通判厅遗址不太了解，兰廷成却将其形容为地位的象征，“为什么在塘栖设立这个政府机构？是因为当时，塘栖因运河强大的水运功能成为一个水陆中转站，南来北往船只众多，很需要这样一个综合性部门来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塘栖是当时的商贸重镇、活水码头。”
兰廷成说，发现它的过程也是一次很好的文保经验。“当时，这一带要建一处公园，涉及一些有遗存可能的重要地段的开发，都会提前做考古勘探。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做法用到了运河沿线及其他文保点周边。没想到一勘探，就发现了通判厅的建筑遗址。从全国范围来看，它反映了运河的航运安全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情况，是研究运河管理体制的一处重要遗址。”作为遗址背后的人，兰廷成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文保工作的喜爱。
2006年，兰廷成从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后，便来到临平工作。不同于如今文博行业的大火，那时的文物保护还是一个较为小众的冷门行业，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职业的存在。回忆当初的选择，兰廷成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入了这一行，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对文物始终饱含兴趣”。跨入这一行，他才发现实际操作跟学校所学及自己所想的大有不同。他跟随前辈们的步伐，经历了几年实践，参与了若干可移动文物修复项目和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这才逐渐“找到感觉”。
3年前，兰廷成又毅然接过接力棒，担任临平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陆续参与编定《临平区大运河遗产保护问题排查整改方案》，推进广济桥结构安全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以及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规划等。“临平总共8个镇街，其中7个分布在大运河沿线。整个城区范围，包含京杭大运河、上塘河在内达40公里，是整个大运河（遗产河道）杭州段最长的区域，所以文保工作压力不小，希望接下来继续做好监管、监测，守牢运河综保这个关卡。”兰廷成说。
“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做好文保工作，向世人展示大运河的风采，就是我们作为文保工作者最开心的一件事。”如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即将开始，兰廷成再次参与其中，而承载数千年历史的大运河，也在前行中留下了她的根脉所系、灵魂所在，缓缓流向远方，不见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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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4 09: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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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锦） 塘栖广济桥，是京杭大运河上现存唯一一座七孔石拱桥。
2007年夏天，广济桥开启500多年来首次大修。为方便工作，“文保新兵”兰廷成把家搬到了广济桥边，每日枕水而眠，在修缮现场一待就是大半年，也由此结下了自己的运河情缘。
时夏方长，盛暑将至。和文保工作打了18年交道的兰廷成，而今仍在“工地”忙活着。古海塘文化公园（博物馆）建设、文物专项调查、文物考古发掘……作为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他的足迹遍布临平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对大运河的热爱，也正是这样“跑”出来、“磨”出来的。“让大运河焕发新生是我的使命。”展望后申遗时代，他信誓旦旦。
500多岁的广济桥藏着多少故事
由一次大修缔结的运河情缘
2007年，塘栖广济桥修缮项目启动。由于开辟了新航道，京杭大运河（塘栖段）进行了封航，广济桥四周包括桥底都架起了支架。那年，兰廷成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为了厘清桥体的石刻信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兰廷成和同事们靠着这一个个支架，爬至最接近桥孔顶端的位置，获取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那是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首次拓印。”兰廷成说，“我们对桥顶龙门石题刻、桥身的8副题刻都进行了拓印，对广济桥的桥名来历、重建年代等进行了一一考据。”在广济桥侧，兰廷成还原了当年的拓印场景。由于题刻正对着头顶，两人固定纸张，一人进行拓印，下方踩着摇摇晃晃的铁架，保持“向上仰视、双手托举”的姿势。大热天，他和同事们“托举”千余次，才拓出了一副完整的广济桥龙门石题刻，上面“双龙戏珠”“鲤鱼跃龙门”的图案清晰可见。
“上学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一进实战就是‘高难度版本’，也是蛮新奇的。”他翻出手机里存着的照片说，“这样完整的石刻，在江南的古桥中已经很少见了。”
兰廷成告诉记者，除了艺术价值外，8副题刻还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
早年提到广济桥，都以为广济是通达天下的意思，其实不然，到了明弘治年间，桥已坍塌，老百姓只能靠摆渡渡河，洪水或风浪一来，就有人落水遇难。当时的宁波义士陈守清挺身而出，募资建桥，历时九年，终于建成广济桥。“按照拓印的信息，这里广济的得名，实际上是为两岸人民祈福的意思。”兰廷成说。
此外，历朝历代的修建年代，在桥体上也记录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明弘治什么年间修的，这些信息都和历史记录一一对应得上，是非常好的实证，也相当于是给广济桥拿到了一张准确的‘人生档案’。”兰廷成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说起广济桥的点点滴滴，却是滔滔不绝。
为期半年的广济桥修缮工作，仅仅是他和运河缘分的开始。2007年下半年，原余杭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启动，兰廷成也参与其中。“大概用了2年时间，登记了290多处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点段。”他告诉记者，为更好配合大运河申遗，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工作自京杭大运河、上塘河沿线展开。而回忆起“乘废弃破船划到桥下找桥名、寻纪年”的经历，即便过去了10多年，仍历历在目。得益于这些经历，全区地上、地下文物的位置、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等基本情况，在兰廷成的脑海中绘就成一幅幅活地图。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大运河沿线的保护工作，比如主持横跨上塘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芳桥等大大小小数十项文物的保护修缮整治工程。“我想，这些文物在历史的长流中得到完美的保护，所有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会感到欣慰。”兰廷成说。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留下多少宝贝
文物正跨越时间成“顶流”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塘栖水戏曲》中，曾以“一时箫鼓闹如雷，齐向长桥河上来”描摹当年广济桥一带的繁华景象。这样的繁华如何考证？乾隆御碑后面的水利通判厅遗址或许能说明一二。“这是一个集合派出所、法院、监狱、海关及水利管理等功能的水上衙门。”穿过乾隆御碑，兰廷成带领记者来到一处用木栏围起的“草坪”前，指着露在外侧的石头说，“露出地表的房屋虽然被毁，但还是能清晰分辨当时的甬道、天井、夯土台基等。”
很多人或许对水利通判厅遗址不太了解，兰廷成却将其形容为地位的象征，“为什么在塘栖设立这个政府机构？是因为当时，塘栖因运河强大的水运功能成为一个水陆中转站，南来北往船只众多，很需要这样一个综合性部门来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塘栖是当时的商贸重镇、活水码头。”
兰廷成说，发现它的过程也是一次很好的文保经验。“当时，这一带要建一处公园，涉及一些有遗存可能的重要地段的开发，都会提前做考古勘探。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做法用到了运河沿线及其他文保点周边。没想到一勘探，就发现了通判厅的建筑遗址。从全国范围来看，它反映了运河的航运安全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情况，是研究运河管理体制的一处重要遗址。”作为遗址背后的人，兰廷成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文保工作的喜爱。
2006年，兰廷成从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后，便来到临平工作。不同于如今文博行业的大火，那时的文物保护还是一个较为小众的冷门行业，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职业的存在。回忆当初的选择，兰廷成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入了这一行，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对文物始终饱含兴趣”。跨入这一行，他才发现实际操作跟学校所学及自己所想的大有不同。他跟随前辈们的步伐，经历了几年实践，参与了若干可移动文物修复项目和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这才逐渐“找到感觉”。
3年前，兰廷成又毅然接过接力棒，担任临平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陆续参与编定《临平区大运河遗产保护问题排查整改方案》，推进广济桥结构安全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以及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规划等。“临平总共8个镇街，其中7个分布在大运河沿线。整个城区范围，包含京杭大运河、上塘河在内达40公里，是整个大运河（遗产河道）杭州段最长的区域，所以文保工作压力不小，希望接下来继续做好监管、监测，守牢运河综保这个关卡。”兰廷成说。
“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做好文保工作，向世人展示大运河的风采，就是我们作为文保工作者最开心的一件事。”如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即将开始，兰廷成再次参与其中，而承载数千年历史的大运河，也在前行中留下了她的根脉所系、灵魂所在，缓缓流向远方，不见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