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书缘） 初夏已至，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玻璃幕墙折射着朝阳的金辉。在全省首座考古博物馆开馆之际，玉架山考古队队员方中华和同事们仍然坚守玉架山考古工作站，继续着文物绘图、修复以及考古资料整理等工作。

方中华在考古行业度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亲历了玉架山遗址一线考古发掘工作的全过程。当他捧起一件件被修复完成的陶器时，仿佛能根据它的纹理，再度触碰到那段时光。

为配合开发区建设，2008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派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玉架山遗址（环壕Ⅰ）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个“考古前置”项目，即“先考古，后出让”，就是在城市建设或土地开发之前，先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等步骤，以保护和抢救可能存在的地下文物，并实现“净地”供应，减少企业方在施工建设时由于发现文物造成的工期延误。

由于地下遗址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考古发掘或许只是找到一些碎陶片，但也有可能会发现一个完整的聚落，所以每一次下铲，方中华和同事们总是抱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希望能够发掘一个内涵丰富、考古价值高的遗迹。“我们在对玉架山地块进行前期勘探时，发现了一些地层堆积的信息。询问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了解到在以前生产生活过程中，发现过一些青砖、碎陶片等，初步判断这里有可能存在遗址。在进一步发掘中，得到了验证。”说起当时的情景，方中华依然难掩激动。

方中华用手比划着，“正式开始发掘时，我们先用洛阳铲钻探来确定发掘区域，然后按照象限布方，将发掘区域划分为若干长方形或正方形网格（即探方），通常采用5米×5米、5米×10米或10米×10米的规格，每个探方需统一编号，便于记录、照相和绘图。”

田野考古发掘并不只有“挖掘”动作这么简单，还需多学科联动，探究还原当时的场景、布局，包括器物和遗迹的位置，不放过任何细微迹象。过程中，方中华与同事们用手铲细致且小心翼翼地作业，文字记录、绘图照相，每个步骤都必须万分严谨。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玉架山遗址和附近区域发现了6个相邻的环壕聚落，这是在环太湖流域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较完整环壕聚落群。环壕群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因其特殊性和重要性，获评“2011年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截至2022年4月野外发掘结束，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645座、灰坑30余座、生活居住类遗迹11处，出土了石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近8000件（组）。在16号墓葬中出土一件刻画符号的玉璧，这是首次在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璧上发现刻画符号，方中华一直记得当时那无比激动的心情。

在玉架山十余年的考古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发掘面积大、人手少，大家经常是蹲着干一整天直不起腰。方中华告诉记者：“遗迹内外的土色土质存在细微区别，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细微变化辨别它的遗迹范围等，常常需要看探方队员用工具反复刮平刮干净探方内文化层层面，观察土色土质的变化。晴雨天光线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都增加了区分难度，得反复观测、检验，这需要极强的耐心和决心。”

玉架山遗址野外发掘结束后，方中华和其他队员转而进入后续的文物修复和资料的整理阶段。“每当我拿起一件文物，总会被它的精美所震撼。古人在玉器陶器上留下一些符号，不仅仅是美感和功能性的范畴，还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反映了五千多年前古人的社会生活、审美、智慧、信仰崇拜等，其中的内涵都需要我们和后人去一一解读。”方中华说。

谈及玉架山考古博物馆，这位考古人有着诗意的理解：每一代人都是文明长卷的临摹者与续写者，在当下观赏文物、引发思考的我们，恰似与五千年前的他们，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